七国是哪七个国家(新兴七国是哪七个国家分别在哪里)

我是卓言，我们一起终身学习，第426天。

每天一本书，今天我们来读《全球化与国家竞争》（下）

这本书认为，曾经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自由、平等的交流互动，它其实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竞争。全球化本质上是核心国家向其他国家一层层转嫁成本的制度体系。核心国家是指美国，边缘国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有七个最具代表性，这便是作者温铁军教授讲的“新兴七国”，包括中国、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委内瑞拉和南非。这七个国家都实现过快速经济增长，但除中国以外，其他六国都遇到了比较严峻的问题。

下面，我们先从巴西、委内瑞拉和南非讲起，其次是印度和印尼，土耳其和中国最后讨论。

首先要说的是，巴西、委内瑞拉和南非。

相较而言，在这三个国家中，巴西的状况一度是最好的。

2001年以来，巴西通过资源出口等方式，在国际上赚了很多钱，积累了高额外汇储备。2011年，巴西的GDP总量甚至超过了英国，排在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之后，是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巴西还是拉美工业化最成功的国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很可惜，巴西非但没有像中国一样，走上工业大国之路，现在还成了一个净负债国。

温铁军教授分析了很多原因。早在20世纪60年代，巴西发展工业需要资本，便把本国的自然资源作为交换条件，引进外资，尤其是从核心国掌握的国际机构引进外资，因为这些国际机构的资本最雄厚。但代价是，核心国会提出很苛刻的条件，比如控制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

为了孵化本国工业，拉美国家设置了贸易壁垒，让国人尽可能买本国产品，等本国产业成熟后，再向外竞争。但问题很快出现了。由于有了贸易壁垒，国内产品缺少有效竞争，在温室中成长的国内企业，久而久之会不思进取，导致产品质量长期没有提升，迟迟不能参与国际竞争。

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后，巴西自然资源销售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工业底子被荒废了。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经济是很脆弱的。国际需求量大的时候，大量资本涌入国内，但如果某个国家发现新的矿藏，或页岩油开采等新技术、新能源发展起来，大量资本又会流出巴西。资金频繁地进进出出，巴西只是帮别人临时管钱，自己并没有赚到。更麻烦的是，随着全球发展速度减缓，需求下降，巴西陷入持续漫长的经济低迷期。但国家政府运转需要钱，政治家为了选票，继续维持社会福利也需要钱。为此，巴西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为了引进外资，巴西政府让渡了很多权利，导致核心国家不仅能直接影响巴西经济，还有机会左右巴西的政治。

19世纪初，美国总统门罗曾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其他地区的人无权插手美洲事务”，事实上把美洲当成自家后院，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其实，“门罗主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一旦哪个美洲国家做出违背美国利益的事情，美国就会在这个国家策动政变。从2000年到2016年，美国在拉美发动了7次政变，2002年在委内瑞拉，2004年在海地，2008年到2010年，分别是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厄瓜多尔，2012年是巴拉圭，2016年轮到巴西。 直到今天，巴西仍然深陷经济与政治困局，前途迷茫。

很多靠资源起家的新兴国家，情况都与巴西类似。比如委内瑞拉。

温铁军教授提到，委内瑞拉与巴西有三大相似之处：第一，两国同属殖民化国家，外来殖民人口和混血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超过50%，在独立后延续着西方的政治制度，并与欧洲殖民国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第二，这两个国家都落入了“城市化”陷阱，城市化率竟然超过80%。聚集在城市的大量劳动力需要工业来消化，但委内瑞拉和巴西两国的工业并没有发展起来，城市的负担可想而知。第三，两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都非常单一，资源出口在GDP中占比过大，常常“国际经济打喷嚏，国内经济得感冒”。并且，但凡这些国家想要收回资源主权，找回一点掌控感，就会立刻遭到核心国家打压。

委内瑞拉就是受害者的代表。委内瑞拉的经济几乎完全依靠石油出口。21世纪初，时任总统查韦斯曾收回了石油主权。得益于当时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对石油的需求增加，让委内瑞拉赚了一笔。借这个机会，查韦斯一方面改善民生，巩固选民对自己的支持，同时试图组建拉美同盟，来削弱美国的影响。但美好的时光很短暂。 2014年以后，国际油价大跌，国内改善民生的钱没了，国际上组建拉美同盟的行动也搁浅了。美国抓住机会，开始对委内瑞拉施加各种制裁和政治颠覆，甚至荒唐地宣布“委内瑞拉的状况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构成非比寻常的莫大威胁”。 委内瑞拉的困局，直到今天也没有解除。

我们再看另一个国家，南非。

南非虽然不是委内瑞拉那种纯粹的资源型国家，但它跟巴西、委内瑞拉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在独立过程中，没有跟殖民宗主国撕破脸。

南非政权之所以能建立，是因为同意维持殖民国家的跨国公司继续享有资源开采权。听起来有点软弱，其实有很现实的考虑。简单说，首先是争取暴力独立的成本太高，而且未必会成功。其次，南非希望在独立后继续获得殖民国家的经济支持与政治认可。由于最大限度保证了殖民者的利益，西方国家常常在社会上称赞南非。

但让渡主权这种事情，对国内民众是没法交代的。政府兜里的钱少了，就没法为选民兑现当初的福利承诺。这导致南非国内种族之间、阶层之间矛盾冲突尖锐，仇外排外情绪高涨。改革之路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再看第二组新兴国家，位于亚洲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温铁军教授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点是，国内经济存在二元结构，农村地区有分布广泛、组织化程度比较低的“非正规经济”，就是类似家庭小作坊那样的小微经济。同时，在城市中，有高度组织化的“正规经济”。由于二元结构同时存在，这两个国家的产业经济无法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无法形成规模竞争力。

我们先看印度。

作者提到，印度在独立后其实有两次发展机遇。第一次机遇在20世纪80年代。当初印度独立后，曾在工业化方面获得大量来自苏联的援助。但到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中，不能继续援助印度了。于是，印度搞自主改革，打算利用市场规律，搞活经济。正如湖泊中的水要活起来，需要有水流入，有水流出。印度缺少能源和原材料，于是花了大量资金购买能源和原料。原本想着生产出工业品，卖到国际市场后，资金就会流入，但印度的工业水平还远远达不到国际市场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就像湖里的水，只出不进，印度的国库也“干涸”了。后果是什么呢？国家好不容易搞起来的工业无法继续推进。 我们知道，印度人口非常多，但印度正规制造业只吸收了百分之十的劳动力，剩下的人只能分散在农田、小作坊、小工厂等非正规行业中。

好在十多年后，印度又遇到了第二次机会。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科学发展，核心国涌现出大量IT企业。IT是个技术密集型产业，IT企业会把非信息技术类的工作外包出去，比如咨询、财务等等。这时，印度的机会来了。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学生从中学阶段就普遍使用英国教育，所以能比较轻易地搭上核心国的便车，印度就成了世界的“办公室”。但可以想到，印度能进入这个与世界接轨的正规行业的人还是少数。

温铁军教授认为，印度拥有十多亿人口，既是优势，也是压力。要想让压力转化为优势，就需要发展劳动密集型民生经济满足本地需求。而这一切都有个前提，需要进行土地改革，整合土地资源来发展大型工业。但目前印度的土地所属情况非常复杂，有的属于农民本人，有的被资本家所有，还有的土地被多次转手租借。当下莫迪政府虽然在强势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但因涉及利益群体太多，举步维艰。

在这一点上，印尼的情况很相似。

印尼曾先后被荷兰和英国殖民。虽然印尼有2.4亿人口，但这些人分散在17000个岛屿上，族群众多。 国家要想把那么多的族群统合起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困难。

而且，印尼也存在同前面我们提到的巴西、委内瑞拉类似的状况。由于自然资源比较多，一些既得利益者可以通过出口石油、煤、棕榈油、铜、橡胶、咖啡、木材，迅速富裕起来。但结果会是什么，我们前文已经反复论述过。印尼的国家经济会受到国际行情影响，并有被核心国家控制的风险。 在这个背景下，印尼要想摆脱资源出口国的定位，发挥人口优势，转型为加工制造业大国，非常艰难。

简要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五个国家，你会发现，这些新兴国家在历史上都曾被核心国家殖民，而且都是通过与殖民国家谈判的方式独立的。温铁军教授对这种现象，有如下评论：“没有经历暴力革命，而是通过与原宗主国谈判，延续原宗主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方式而获得执政权力的政府，在推进社会改革时，往往遭遇原有体制内的，那些依附跨国公司的利益集团、旧官僚、境内外跨国资本等势力的激烈反扑，从而使新政权改革往往难以深入，要保存有利民众的改革成果也非易事。”

哪些国家与殖民者进行了有效切割呢？最后，我们要看的土耳其和中国便是两个典型代表。温铁军教授提到，这两个国家在建国后，都曾努力摆脱对西方的依附，相对来说自主性比较强。正因为这样，目前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已经初具规模。

既然这样，为什么土耳其没有像中国一样，成为制造业大国呢？

温铁军教授认为，土耳其的主要问题，可以用“地缘”两个字概括。

所谓“得也地缘，失也地缘”。土耳其地跨欧亚大陆，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抓住近水楼台的优势学习西方。按理说，过了一百年，土耳其应该融入欧洲，成为其中的一员。但现实的情况是，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却不是欧盟成员，也就是，欧洲国家在军事上利用它，却在经济上排斥它。原因也很简单，土耳其的地缘位置太敏感了。土耳其同时扼守着中东通往欧洲，以及北方国家南下地中海的要道，军事意义很突出，欧美国家必须要争取。但另一方面，土耳其毕竟曾经是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与西方在理念上还是有冲突的，因此，并不能真正接纳它。

好在，土耳其似乎等来了破局点。欧洲国家发展经济需要石油却缺少石油资源，距离欧洲最近的石油出口地在亚洲西部的里海附近。俄罗斯曾计划打造一条跨越南欧巴尔干的管道，把里海一带的天然气，经过乌克兰输送过去。但随着乌克兰危机爆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变得不明朗了。土耳其看到了机会，想要把里海沿岸国家和巴尔干地区国家联系起来，承担起能源枢纽的角色。但土耳其是否能获得欧洲国家的信任，还需要时间检验。

最后，我们看一下中国。

中国是七个新兴国家中真正步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我们还建立了世界最齐全的工业体系。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呢？

温铁军认为，关键之处在于，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与殖民宗主国做了果断彻底的切割。中国是一个全新的国家，主权在我，没有给核心国家留下控制的机会。不过，这只能说明中国的工业体系是相对自主的。中国为何能成为工业大国，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温铁军教授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多次妥善化解了问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制造业迅速发展，到1998年，我们的产能已经达到国际市场的最大需求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潜在危机。面对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使用了国债投资的手段，引导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的基础建设，由此维持了中国15年的经济高增长。

不过，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建立在外向型经济这个前提下的，只靠对内投资，空间毕竟有限。而且，过去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也引发了环境污染等问题。于是，中国在两方面做了努力，一手进行产业整合，压缩过剩产能，另一手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当2012年到2013年全球出现危机，我们前面介绍的六个新兴国家都陷入发展困境的时候，中国在2013年确立了朝向生态文明的重大转型，并在2017年确立了支撑生态文明转型的乡村振兴计划。

中国的平原面积只占到全部国土的12%左右，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集中在东部平原地区，尤其是沿海的城市地区。而中国的山地、高原、丘陵面积多达70%，这里农村广布，是中国最有希望、最有潜力的地方。

最后，我们要追问一句：广大新兴国家的出路在哪里呢？

温铁军教授这样回答：新兴国家尚未“新”，何以“兴”？大多数新兴国家之所以身处困局，是因为仍然在核心国家的霸权体系里小修小补，期待游戏规则有朝一日会变得更加公平。或许，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对核心国家“去依附”，只有摆脱附庸的身份，才有把握前途和命运的机会。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参考资源：得到听书《全球化与国家竞争》裴鹏程解读，欲读原文或电子书请移步得到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