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抃简介(大宋御史赵抃主要事迹)

感谢王瑞来老师赐稿

原文载《科举学论丛》2022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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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抃中举

——一个宋代士人的金榜题名记

文丨王瑞来

摘 要：北宋太宗朝科举规模扩大的现实举动，无意中改变了社会生态，促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给了许多平民一个玫瑰色的梦。从而造成了士大夫政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出身贫寒的赵抃，经由科举之路，走上仕途，成为一代名臣。赵抃中举的过程，是两宋十余万登第者的一个缩影。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正是由这样一群金榜题名者主宰的。因此，对一个士人科举历程的考察，便具有了意义。士大夫政治的社会构成，影响着士大夫政治的实施方向，具体到个人的考察，便不可或缺。

关键词：宋代、赵抃、科举、省试、殿试

宋代可以说是科举社会。北宋太宗朝科举规模扩大，打破了过去牢固的官位垄断，“取士不问家世”， 带给普通百姓一个光荣与梦想，促进了全社会向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由各个阶层出身的科举及第者构成了士大夫政治的主干，也影响着士大夫政治的方向。士大夫政治，通过一个个士大夫的活动来体现。士大夫走上仕途的起点便是科举，科举对士大夫的一生影响巨大。从根本上考察士大夫政治，需要落实到具体的人。然而，迄今为止的学术积累，尚缺少对士大夫个人参与科举全过程的绵密考察。有鉴于此，本文以北宋名臣赵抃为例略作试探。

赵抃画像

一、灵芝吉兆

明道二年（1033），二十六岁的赵抃寓居在衢州城北余庆院温习功课，准备应举。有一天，他忽然发现房间的窗棂居然生出了芝草。在今天看来，阴雨连绵的时节，山野中的房屋木窗框因潮湿而长出菌类，并不稀奇，但古人并不这么看。尤其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各地为迎合天书的降临，纷纷献上大量的芝草，来渲染祥瑞。《宋史·五行志》还记载有当时知亳州的赵抃外公徐泌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给皇帝献上芝草的事。^[1]因此，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下，赵抃对读书的窗户上生出芝草的现象，无疑认为是一种吉兆。于是，他在房间的墙上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灵芝如可采，仙桂不难攀。”

晋代郤诜回答晋武帝时。说自己“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2]后来，“折桂”这个典故就成为科举登第的比喻。赵抃运用这个典故，说既然灵芝都可以唾手可得，那么这次应举一定会成功的。本来就有底气，灵芝显现的吉兆无疑让赵抃信心倍增。这件事在当时还哄传开来，众所周知。多年后，赵抃在诗中这样回忆道：“昔年书牖曾呈瑞，报为登科众所知。”前面提及的赵抃那两句五言诗，全诗已失传，只有这两句保留在他回忆吉兆的七言诗自注中。^[3]

拥有自信，不光是对自己学问的自信，还应当是此时的赵抃已经在乡试中取得很好的成绩，获得了乡荐。宋代科举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秋天在地方州府的贡院进行考试，被称作“秋闱”。由于应试者众多，逐渐确立完备的考试制度之后，中央根据历年应试者的多寡，为每个地方分配了参加第二级在京城举行的中央礼部考试的名额。这种名额叫作发解额，因此，乡试又称作解试。这里解是送的意思，讲乡试合格的举子推荐发送入京。乡试为皇帝贡献人才，因此也叫作乡贡。从赵抃在第二年入京赴试来看，他在书房生灵芝的时候，无疑已经获得了乡荐。

其实，在科举的三级考试中，乡试可以说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平均的竞争倍率约为百人取一。^[4]赵抃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胜出，自然会拥有自信，也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灵呵护，所以因秋雨连绵而生出的芝草，被赵抃视为吉兆，让他分外欣喜。

二、赴京赶考

乡试当年的冬天，赵抃便按规定赶往遥远的京城开封，准备参加第二年春天的第二级礼部考试。^[5]礼部试由于在尚书省发榜，所以又称作省试。衢江环绕的衢州，赵抃出行赴京赶考，自然先是走水路。赵抃后来乘船，冬季的夜雨沙沙打在船篷，让他难以入梦。颇相仿佛的场景，很自然地回忆起当年赴举的情形：“夜来雨作籧篨响，恰似当年赴举时。”^[6]

赴京应考，赵抃还有一件为人称道的经历。进京途中，要经过不少收税的关卡。一道同行的士人，大约都不是出身富裕之家，于是就打算逃税过关卡，省下一笔费用。同样是靠人资助盘缠进京的赵抃不赞成这样做，他说：“做士人的时候，就已经有欺骗官府的行为，将来做了官，还不知道会成为什么样呢？”便坚持按规定缴纳了过路税。^[7]这件进入仕途之前的小事，已经显示了赵抃的自律与清廉。

进入仕途之后，以清自律的赵抃，在写给表兄的诗中这样描述自己：“壮岁从宦清，饮冰中刚肠。”^[8]

晚年的赵抃退休之后，写下《退居十咏》，其中的《濯缨亭》写道：“亭上秋登远目明，濯缨诚不是虚名。晴波一片如铺练，浮石江心彻底清。”^[9]以“濯缨”为亭子命名，源自儒学经典《孟子》的《离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可以洗涤帽缨的水是清的。从濯缨亭眺望衢江江心的名胜浮石，^[10]水清澄澈见底。诗言志，赵抃歌咏江景，实际上“彻底清”既是明志，又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赵抃死后，被赐予的谥号叫作“清献”。有一个叫余安行的宋人，仰望着赵抃的画像写道，宋朝有名的公卿很多，只有赵抃的谥号中有“清”字，可见他的清是异于常人的。在这一番话之前，余安行还有一段话铺垫说，天和地，人与物，都有清德。比如灿烂的星月，稍微有乌云遮蔽就变得昏暗了。山谷中的清泉，一落上尘埃就变得浑浊了。晶莹的冰壶，一遇到阳光就融化了。然而如果人拥有清德，世事即使变化也不能改变，贫贱或屈辱也不会拖累，富贵和利害乃至情欲都干扰不了。这种君子的清德最为可贵。这一铺垫，最后落在了上述对赵抃的赞扬上。^[11]

在入仕之前，已见赵抃之清，实在是无愧上述的赞扬。

三、省试中举

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但承续唐代以来的传统，其中进士科最受重视。^[12]赵抃参加的就是进士科考试。

在乡试当年的十一月，乡试合格举子被批改的试卷以及记载家庭状况的家状等档案已经由当地官府送往礼部。在家状和试卷的前面，都写明有发解举子的年龄、籍贯、考试场次及名次，应举次数。在递送材料之前，还有考察发解举子行为的程序，犹如政审。还需要乡里十人相保。^[13]赵抃就是经过这样严格的程序而赴京考试的。

在赵抃参加考试的北宋前期，进士科的乡试和省试的考试内容为诗、赋、论、策、帖经、墨义六种，^[14]但主要是以诗赋取士。诗赋中又以赋为主。所以当年范仲淹在执掌应天府学时，曾着力指导学子练习写作应举用的律赋，为此还编过一本《赋林衡鉴》。^[15]赵抃在习举业时，应当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的。不过，今天存世的赵抃文集《赵清献集》收录并不完全，已经看不到赵抃的赋作了。帖经犹如今天的填空题，墨义则是默写题，都跟儒学经典有关。虽说是为了对应科举考试，但这样的训练，也让士人把儒学经典背诵得滚瓜烂熟，儒学思想自然也熔铸于意识深层。

赵抃参与的省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尽管赵抃本人没有留下文字，但文献中记载对省试的描述应当是大同小异的。南宋人吴自牧在他的《梦粱录》中有一些具体细节的描述。据此，我们可以对赵抃参加省试的状况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应试的举子到京，自寻住处安顿下之后，必须到礼部办理考试资格审查手续，包括呈验解牒、提交自备的空白试纸，礼部审查盖章后，要到市场自行采购带入考场的篮子、文具之类的物品。考试要经历三天，每天一场。考试当天，举子在贡院门外等候开门放人。进入贡院后，确认指定的考场座位图。然后参加开考仪式。厅前备好香案，知贡举等考试官穿戴正式朝服，手执牙板而拜，举子答拜。仪式完了，放下帘幕，在厅额出示试题。对试题有疑难之处，允许举子在帘外当场提问，主考官在帘内解答。然后在指定座位就坐，答题作文。考试期间，由巡查士兵供卖砚水、点心、茶饭等。考试到申时，即下午三点到五点，封闭的贡院开门放举子出院。出院时，举子把考卷写上姓名，放到门外的柜子中。柜中的试卷直接交由封弥所将卷头封好，记上号头，不让考试官看到考卷上的姓名。三场考完，每个举子的三份试卷都记上同样的号头，送往誊录所，由公人将试卷全部誊录。在校核没有错误后，分送考试官初判和复判，然后交知举官审定。知举官调取原卷再加核对，确定录取人选。入选试卷按号头上奏给皇帝。得到回复后，由专人到封弥所拆号，把号头相应的名字抄出，张榜公布。^[16]

省试在一月上旬举行，录取的倍率为十人取一。赵抃也幸运地通过了这场颇有竞争的第二级考试。根据文献记载，这一年省试赋的试题为《天子外屏赋》，^[17]也有记载是《观象作服赋》。^[18]诗的试题为《宣室受厘诗》。^[19]这次省试的主考官为时任翰林学士、后来成为宰相的章得象。作为考官的名臣，还有后来被赵抃弹劾过的李淑，以及后来也成为宰相、当时名字叫宋郊的宋庠。在正月上中旬举行的省试，十六日便已完成判卷，统计出了合格人数。^[20]

顺风满帆，赵抃紧接着在京城参加了最后一轮殿试考试。

四、殿试及第

科举制度诞生之后，皇帝亲自主持考试的殿试，在唐代和北宋初都偶尔实行过几次，但没有形成制度化。到了科举规模扩大的宋太宗朝，作为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程序，殿试才被确立下来。^[21]皇帝亲行考试，除了制度上的技术考量，还有皇帝的一个主观意图因素。即避免唐代以来科举的考试官与举子结成亲密的“座主”与“门生”的关系，让登第士人都成为“天子门生”，恩归于己。

关于宋代殿试的具体情况，进士及第二十多年后的赵抃，在嘉祐六年（1061），担任殿试的考官时，写下过一篇《御试官日记》，^[22]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殿试的完整过程。我们可以以这篇日记为主，结合其他文献记载，对宋代的殿试有个概貌扫描。

殿试与省试相隔一个月左右时间，在二月底或三月初举行。每次殿试, 临时设置编排所、考校所、覆考所、详定所等机构。这些机构设在禁中,一般设在崇政殿的东、西阁和殿后,^[23]并相应设置了编排官、封弥官、出义官、初考官、覆考官、点检官、对读官、详定官等官员。这些官员由中书选择“有文学”者临时充任。考场一般设在崇政殿,于殿廊设置帷幔桌椅,每座标明举子姓名,并在考试前一天将考生姓名、座位次序张贴于宫禁之外。考试题拟出后,经专人详审,再送交皇帝批准,然后由御药院负责雕印。试卷除了印有试题外,还印有关于试题的必要说明, 如题目的出处、义理等。考试这一天早晨,举子拜于阙下,然后进入考场,由内臣发给试卷。试毕,再由内臣收回，^[24] 交给编排官,封上试卷中考生的姓名、籍贯,取《千字文》等字书中的几个偏僻字的偏旁笔画,合成一个字作为代号,将考卷依序排好,交封弥官誊写校勘。由点检官检查试卷后,送交初考官先定等次,然后把初考官判定的结论封上,送交覆考官再定等次,而后交详定官,揭开封弥着的初考官所定等次。与覆考官所定等次相比较,若二者一致,则依次奏闻。如果二者有差别,就再审阅试卷,或者根据初考所定,或者根据覆考所定,详定官不得另立等次。上述一切工作完成后,启封试卷,由编排官将考生的姓名籍贯与试卷代号相合为一,奏交皇帝最后审定放榜。整个过程在十天左右。^[25]

从上述描述看，到赵抃作为考官参与的嘉祐六年，殿试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但制度的完善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补充修正的过程。比如，最初试题公布之后，也像省试那样，允许举子提问，由出题官员回答。往复问答，不仅会造成混乱，还颇伤皇帝的尊严，因为跟省试不同，这是以皇帝名义出的题。因此，就在赵抃参加殿试考试那年，改由内廷御药院雕版印刷试卷，发给应考士人，不允许举子提问。^[26]

到赵抃担任考官稍早的嘉祐二年为止，殿试也有落榜者。有些来自远方的士人，几轮考试胜出，在最后一轮落榜，不仅精神上打击很大，有些经济困难者甚至没有回乡的盘缠，发生过投水自杀的事件。^[27]在赵抃参加考试几年后的景祐五年（1038）那次殿试，合格者为310人，而落榜者居然高达189人。^[28]殿试规定人人都合格之后，能参加就等于吃了定心丸，只是根据考试成绩有个名次问题而已。在这样人性化的制度确立之前参加殿试的赵抃，大概也庆幸没有落榜，在最后一轮胜出吧。

赵抃这次参加殿试的赋、诗、论的题目分别是《房心为明堂赋》《和气致祥诗》《积善成德论》。^[29]宋代殿试的地点在太祖朝和太宗朝前期为讲武殿，^[30]从太宗雍熙二年（985）开始，改在崇政殿。^[31]神宗熙宁三年直至南宋，一直在名称为集英殿的宫殿，不再改变。^[32]赵抃参加的这次殿试便是在崇政殿。

那么，赵抃参加的宋代殿试具体状况是什么样呢？由于制度的历代沿袭，我们从《钱塘遗事》所载《科举条格故事》可略见概貌。藉此，可以想见赵抃参见殿试时的情景。

宋人将殿试称作“丹墀对策”。意思是在油漆成红色的殿堂前答卷。殿试的前几天，士人到官府委托的机构书铺缴费，得到一册《御试须知》，然后由书铺人引领到吏部，按省试榜次每人书写姓名领取考号。考号是由尚书、侍郎、郎中等官员签字画押的白纸卡片，上面记有殿试当天在崇政殿监门的宦官名字。考号如果丢失，就无法进入殿内考试。^[33]

殿试当天一大早，士人手持考号，就由卫士引导，排队进入宫廷。到了崇政殿门外，由负责的宦官验收考号。殿门外高高悬挂着座位图。当天大亮，便会看清图示的自己座位。士人聚集于殿门外，等百官日常的朝见完毕，才引导进入殿内。宰相大臣把试题呈送给皇帝御览，此时士人都可以瞻仰到坐在殿上的皇帝。礼仪官指挥省试第一名以下全体举子，向皇帝一拜、再拜之后，退出大殿，按座位图找到标示有姓名、籍贯、座位号的座位。入座之后，有宦官发放御题。士人须将试题誊录到卷头草纸之上。发放完试卷，先赐食吃饭。在南宋时，为太学馒头一个，相当于今天的包子，羊肉泡饭一碗。宋代吃羊肉算是比较奢侈的。所以当时有“苏文熟，吃羊肉”的俗谚，意即苏东坡的文章读熟了，便可以中举做官，过上奢侈的生活。饭后，如有人要上厕所，则拿着座位牌和卷子，由士兵带着去。一切完毕之后，入座答卷。答卷时不许与邻座交谈。宦官和官员在考场各处监考，宰相等大臣也巡回监督。到了申时，皇帝再次临场。举子在殿廷东廊台阶下交卷，由一个宦官监视回收牌号和答卷。举子交卷后退场，要经过四道门。每过一门，都要在门东书写姓名。出时无人押送，也无牌号。^[34]

五、金榜题名

几天后的发榜唱名仪式更为隆重。也跟殿试一样，需要先去书铺领取牌号。牌号还是殿试时的旧牌，只是多了“崇政殿试讫”印记和一行宦官的姓名画押。

在常朝完毕之后，士人举着牌号列队进入宫殿。皇帝到场，宰相进呈前三名的试卷，在皇帝面前朗读。然后由指定的宰相或大臣在皇帝御案前，将排完名次的卷子考号拆封，念出姓名，立于御案西侧的閤门舍人复述，台阶之下的卫士六十人，齐呼这一人的姓名，叫作传胪。呼声响彻大殿，俗称“绕殿雷”。一个人的姓名要念三四次，确认之后的士人方应声出列，由卫士问过籍贯和父亲名字之后，带到皇帝御座阶下站立，殿上宰臣询问籍贯、父名，由卫士代答。然后到廊下领取像笏版那样长约一尺的敕黄可漏子。每一甲的人聚齐后，一起向皇帝谢恩。第二甲唱名之后，皇帝入内进膳，同时给士人赐食三品，有赤焦肉饼两个、天花饼两个、羊肉饭一碗。苏轼写的神道碑记载赵抃中进士乙科，可知赵抃在饭前便已唱名。在这期间，卫士已排好下三甲名字报上，十五人一组，唱名谢恩。最后的第五甲唱名完毕后，全体士人再次手执敕黄拜谢。此时殿上高声传呼，赐进士袍笏。闻此，士人们争先恐后地跑向堆积袍笏的殿外南廊，领取一个笏版，穿戴上淡黄绢衫、淡黄带子、绿罗公服。公服普通进士是绿色的，皇族宗室进士是紫色的。进门时还是庶民的服色，走出殿门，紫绿相映，粲然客观。过去进士登第做官叫作“释褐”，就是说，换下了普通百姓的褐色衣服，穿上了官服。^[35]

在这之后，又有赐闻喜宴和同榜进士期集聚会和在京同乡的乡会等一系列活动，这使士人从进士登第开始便结成了同年和同乡的政治人际网络。^[36]

赵抃这一年，进士科合格人数为501人。从赵抃参加殿试的景祐元年起，开始实行新制，进士按成绩分为五等，等又称为甲。第一、第二、第三等及第，第四等出身，第五等同出身。^[37]赵抃的成绩为乙科，即第二等，所以是进士及第。虽然可以笼统叫作“进士登第”，但作为细致区别，“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都低于“进士及第”。等甲不同，接下来任官也有差别。

到仁宗朝，士大夫政治已盛开出灿烂之花，赵抃这一榜进士，名人成群结队地涌现。有著名的文人柳永、^[38]苏舜钦，有后来成为宰相的陈升之、^[39]梁适，^[40]有成为执政枢密副使的蔡挺。^[41]

殿试登第，被成为“五荣”。两度见到皇帝是一荣，名登天府、三代父祖之名达于圣听是第二荣，御宴赐花，让都人羡慕是第三荣，布衣而入，绿袍而出是第四荣，让一个家族有了光明的前景是第五荣。^[42]赵抃凭借家学传统和自身的努力，获得了这五项殊荣，从此走上了仕途。

六、欣逢时代

从赵抃的曾祖、祖父、父亲，到后来赵抃，以及他的儿子，几代人所走的路径，并不是历代业儒的家庭共同的必由之路，这是在宋代科举社会形成之后，才开辟出的一条通往官僚金字塔之路。

肇始于隋的科举，在唐代开花，科举登第，以才华显示能力，让那个时代由此走上仕途的士人充满荣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43]便是生动的写照。不过，被称为启发了近代以后东西方公务员考试制度的科举，在隋唐时代一直犹如涓涓细流，规模很小。到了北宋初年太祖时期，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一次科举登第者只有几个人、十几个人，至多也不过几十人。因此科举所显示的政治作用并不大，荣誉性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好在这一涓涓细流一直没有中断。时代的风云际会，让静静流淌的小溪，终于时来运转，汇成澎湃的洪流。

经历恢宏的大唐之后，历史几经翻弄，终于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戏剧性方式改朝换代，进入到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宋朝。承续后周的强盛，先南后北，扫平割据的群雄。在这一过程中，宋朝的内部，先是“杯酒释兵权”，巩固了自身，继而“烛影斧声”，皇权易手。武功不济的宋太宗坐享统一大业。完成基本统一的宋朝，此时才从五代十国中摆脱“第六代”的魔咒，真正实现开国立朝。朱熹就说，此时宋朝方拥有正统。^[44]元人陈桱编纂《通鉴续编》，接受朱熹的认识，就直接从宋太宗平定北汉的太平兴国四年（979）开始，才把宋朝视为正统，以前的十多年还算作“第六代”的割据政权。^[45]

伴随着基本统一的逐渐完成，宋太宗开始着力于政权建设。政权建设首先需要管理人才。当时，放眼望去，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全是留用的旧政权官僚，新兴的宋王朝亟需用自己的管理人才来接手。人才从哪里来？科举考试便是一个现成的选择。于是，科举考试规模扩大便成为一种必然。不过在这种必然的选择背后，则是应和了唐末五代以来武人跋扈表象之下崇文的潜流。金榜题名的荣耀让崇文成为风尚。比如说五代时期的有名诗人罗隐就屡败屡考，非要有个进士的功名不可。^[46]并且貌似武人一统天下的时代，政权的运营，从上到下，其实还依赖的是文人。我们看，从中央政府的冯道，^[47]到基层州县的赵普，^[48]都是大大小小的士人在支撑着运作。宋太祖就跟赵普说过：“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49]崇文的潜流，加上杜绝武人跋扈重演的考量，收拢士心的策略，文人管理人才的实际需要，朝廷的政治导向，在统一的局势下，由武功转向文治。诸多合力相加，形成科举规模扩大的决策。

与太祖朝登科人数相比较，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太宗朝科举扩大的规模。太祖从登基的建隆元年开始，每年都开科取士，不过15次取士人数，进士科总计才190人，加上特奏名进士、诸科等，也不到500人。太宗即位伊始，太平兴国二年（977）开科取士合计就达501人，比太祖朝开宝八年（975）最后一科合计的63人多出将近八倍。皇帝登基那年的开科被称为龙飞榜。太宗朝龙飞榜的规模，便充分显示出政策变化的趋向。而后尽管没有像太祖朝那样每年都开科取士，但太宗一朝仅八次开科取士的人数总计便已达到6147人，将近太祖朝480人的13倍。^[50]

数字比较，显示出的虽然是政策的技术性变化，但逐渐产生的影响则是当时的决策者所未能逆料的。从太平兴国二年（977）到至道三年（997）太宗朝最后一科，整整二十年持续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科举取士，使科举出身的官僚，很快伴随着时光流逝，取代了武人以及留任的旧有势力，逐渐主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舞台。到太宗在位的后期，登第进士中的出类拔萃之辈已经攀升上政治的金字塔，太平兴国五年（980）的进士李沆、寇准等人已进入到政治中枢，成为参与决策的执政。接下来的真宗朝，从咸平元年（998）到天禧三年（1019），21年间开科12次，总计取士多达8374人。真宗朝担任宰相的12人，无一例外，全是进士出身。士大夫史无前例地成为政治的全面主宰，造就了士大夫政治。

北宋中期的宰相文彦博曾跟宋神宗说过一句“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话。^[51]“与士大夫治天下”，诉说的是士大夫与皇帝的权力共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过与皇帝的权力共享。不过共享的对象是当时的世家大族贵族。“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历史尽管相似，但科举规模扩大所形成的政治生态，不再像是东晋“王与马共天下”那样，^[52]而是让各个阶层出身的士大夫成为权力的共享者。士大夫政治在真宗朝全面形成，在赵抃走入仕途的仁宗朝则显示了一统江湖的绝大权威。有人夸张地说，宋仁宗在位四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宋仁宗被宋人称为“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皇帝。^[53]他无为而治，其实也有在士大夫政治挤压下权力空间缩小的无奈。

科举规模扩大所造就的士大夫政治，其意义更是超越了政治本身。政治主宰者的地位与政治环境，激活了儒学与生俱来的积极入世意识，激发了知识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事业心。历史的使命感让士大夫发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时代强音。横渠四句张扬着士大夫的无限自信，而宋代士大夫重新发掘并弘扬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八条目”，则从个人到家庭，从社会到国家，从国家到世界，反映了超越政治的全方位的担当精神。

从此，士大夫政治不仅贯穿两宋，更是影响着此后中国的政治生态。无论是唐宋变革、宋元变革、元明清转型，还是江山鼎革、王朝易族，社会虽然不断在发展变化，权力格局也因时而异，但士大夫政治及其精神，已经像遗传一样根植于读书人的意识之中，在各个时代都在发挥着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规模的扩大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历史。

科举规模扩大，“取士不问家世”，^[54]糊名考校，严防作弊，“一切以程文为去留”，^[55]全部凭试卷成绩录取，打破了历来各种贵族对官位的垄断。相对的公平，让普通平民看到了希望的光芒，促进了社会流动，带动了民众的向学，提升了全社会的文化水准。

在世代业儒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赵抃，其生也幸，遭逢一个崇尚知识的士大夫政治主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赵抃凭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上了政界的顶峰。

北宋太宗朝科举规模扩大的现实举动，无意中改变了社会生态，促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给了许多平民一个玫瑰色的梦。从而造成了士大夫政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出身贫寒的赵抃，经由科举之路，走上仕途，成为一代名臣。赵抃中举的过程，是两宋十余万登第者的一个缩影。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正是由这样一群金榜题名者主宰的。因此，对一个士人科举历程的考察，便具有了意义。士大夫政治的社会构成，影响着士大夫政治的实施方向，具体到个人的考察，便不可或缺。

注 释

[1] ［元］脱脱等：《宋史》卷六三《五行志》载：“（大中祥符四年）七月，知亳州徐泌、知江州王文震并献芝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本，1985年，第1390页。

[2] ［唐］房玄齡等：《晋书》卷五二《郤诜传》载：“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帝笑。”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本，第1443页。

[3] ［宋］赵抃：《清献集》卷四《次韵梁浃瑞芝》：“默期苑里留丹桂，喜向门前获紫芝。香已与兰盈一室，饵当同术有三枝。昔年书牖曾呈瑞，报为登科众所知。”诗后自注云：“予明道中寓馀庆院结课，芝草生书牖上，因题有‘灵芝如可采，仙桂不难攀’之句。明年春果叨科第，故云。”《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宋］欧阳修《文忠集》卷一一三《论逐路取人札子》云：“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 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17页。

[5]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载：“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第3604页。

[6] ［宋］赵抃：《清献集》卷五《客舟夜雨》：“朝发温江上处溪，小舟无寐枕频攲。夜来雨作籧篨响，恰似当年赴举时。”

[7] ［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上载：“赵清献初入京赴试，每经场务，同行者皆欲隐税过，清献独不可，以为：为士人已欺官，况他日在仕路乎？竟税之。”虞云国、孙旭整理《全宋笔记》本，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9页。

[8] ［宋］赵抃：《清献集》卷二《赠阳安徐迈表兄屯田》。

[9] ［宋］赵抃：《清献集》卷五。

[10]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三《浙江·衢州府·西安县》载：“浮石潭，在县东北五里。信安溪中有石高丈余，水大至亦不没，下有帝王滩。”贺次君、施和金点校本，中华书局，2005年。第4311页。按，衢江原名信安溪，又名西溪，唐代武德四年（621）在信安置衢州，江流其境，才称为衢江。

[11]［宋］佚名辑：《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九一余安行《题清献赵公画像》云：“公冰雪之操，播闻天下，搢绅士夫咸知仰重，清献其称矣。夫予学古人而未至者也，少年日，不及一拜德容，今睹遗像，非特致敬，又有勉焉。大抵清德，天地人物皆然。星月浮空，微云翳之则昏；源泉在谷，尘埃汩之则浊，冰莹玉壶，温旸暴之则释。若乃清德在人，世变不能移，贫贱屈辱不能累，富贵、利害、情欲不能挠，人情所甚欲者，略无毫发可以??拂吾胸中，其为清也，不亦至乎？此君子之清德，所以为可贵也。本朝文明之盛，钜公名卿多矣，惟公独享是名，岂非清德与人同，所以为清者与人异乎？其同也，其异也，吾年将百，老亦甚矣，智不足以明也，后之君子，必有议其将焉。”宋庆元刻本，《宋集珍本丛刊》第93册，线装书局，2004年。

[12]《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载：“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又载：“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第3604页。

[13]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载：“家状并试卷之首，署年及举数、场第、乡贯，不得增损移易，以仲冬收纳，月终而毕。将临试期，知举官先引问联保，与状佥同而定焉。”第3605页。

[14]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载：“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第3604页。

[15] 参见王瑞来：《范仲淹与北宋古文运动》，载《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

[16]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载：“诸州士人自二月间前后到都，各寻安泊待试，遂经部呈验解牒，陈乞纳卷用印，并收买试篮桌椅之类。试日已定，隔宿于贡院前赁房待试，就看坐图。其士人各引试三场，正日本经，次日论，第三日策。预试人照合试日分集于贡院竹门之外，伺候开门放试。士人各入院内，依坐位分廊占坐讫，知贡举等官于厅前备香案，穿秉而拜，诸士人皆答拜，方下帘幙，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随手上卷，至晡后开门，放士人出院，纳卷于中门外，书知姓氏试卷入柜而出。其士人在贡院中，自有巡廊军卒赍砚水、点心、泡饭、茶酒、菜肉之属货卖，亦有八厢太保巡廊事。所纳卷子径发下弥封所封卷头不要试官知士人姓名，恐其私取故也。却于每卷上打号头，三场共一号，方发往誊录所誊录，卷子依字号书写，对读无差，方纳入考试官各房考校。如卷子考中，发过别房覆考，如称众意，方呈主文，却于誊录所吊取真卷，点对批取，定夺魁选。伺候申省，奏号揭榜取旨差官下院，拆号放榜。”黄纯艳整理《全宋笔记》本，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17-218页。

[17]［宋］龚鼎臣：《东原录》载：“景祐二年（瑞来按，二年未曾开科，当为元年之误），省试《天子外屏赋》。”黄宝华整理《全宋笔记》本，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5页。

[18] 同为《东原录》又载：“景祐初，礼部试《观象作服赋》。”第27页。

[19]［宋］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载：“科场程试诗，国初以来，难得佳者。天圣中，梓州进士杨谔始以诗著。其天圣八年省试《蒲车诗》云：‘草不惊皇辙，山能护帝舆。’是岁，以策用‘清问’字下第。景祐元年，省试《宣室受厘诗》云：‘愿前明主席，一问洛阳人。’谔是年及第，未几卒。”克冰评注本，中华书局，2014年，第109页。

[2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一〇载：“（景祐元年正月）十六日，以翰林学士章得象权知贡举。知制诰郑向、胥偃、李淑，直史馆、同修起居注宋郊，权同知贡举，合格奏名进士黄庠以下六百六十一人。”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252页。

[21]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举士》载：“自雍熙、端拱而后，取士之法，省试之后乃有殿试，已为定例。”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本，中华书局，2011年，第888页。

[22] 《御试官日记》收录于南宋刘昌诗所撰《芦浦笔记》卷五，张荣铮、秦呈瑞点校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255页。

[23] 参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六、七之九。第5390、5392页。

[24] 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〇所载大中祥符元年殿试过程。

[25] 殿试过程的归纳，参见王瑞来：《赵抃<御试官日记>考释——兼论北宋殿试制度的演变》，《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

[26]［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廷试不许上请》载：“旧制，御试诗赋论，士人未免上请于殿陛之下，出题官临轩答之，往复纷纭，殊失尊严之体。景佑元年三月丙子，诏进士题具书史所出，御药院印给，士人不许上请。自后进士各伏其位，不敢复至殿庭。”诚刚点校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46页。

[27]［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载：“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至失所，有赴水而死者。仁宗闻之恻然，自此殿试不黜落，虽杂犯亦收之末名，为定制。呜呼！可以谓之仁矣。”李剑雄、刘德权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

[28]按，景祐五年殿试黜落人数由以下两条史料合观可知。《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一〇载：“（景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翰林学士丁度权知贡举，翰林学士胥偃、侍读学士李仲容、知制诰王尧臣、郑戬并权同知贡举，合格奏名进士范镇已下四百九十九人。”第5252页。《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六载：“（景祐五年三月）十七日，帝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富民之要在节俭赋》、《鲲化为鹏诗》、《廉吏民之表论》题。得吕溱已下三百一十人，第为四等，并赐及第、出身。第等同元年，后遂定为例。”第5396页。

[29]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五载：“（景祐元年三月）十八日，帝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房心为明堂赋》、《和气致祥诗》、《积善成德论》题。”第5396页。

[30] 《宋会要辑稿·选举》八之二七《亲试》。第5422页。

[31]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四《亲试》。第5389页。

[32]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九《亲试》。第5398页。

[33] ［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一〇《御试给号》，王瑞来校笺考原本，中华书局，2016年，第260-261页。

[34]［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一〇《丹墀对策》，第362-363页。

[35] ［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一〇《择日唱第》，第365-367页。

[36] ［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五《期集》、《同年乡会》，王瑞来点校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6-107页。

[37]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五、一六于景祐元年三月十八日载：“命翰林学士承旨盛度已下三十六人锁宿考试，如新制。得张唐卿已下七百一十五人，第为五等，并赐及第、出身、同出身。第一、第二、第三等及第，第四等出身，第五等同出身。”又，《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九之一〇于景祐五年正月十三日载：“得吕溱已下三百一十人，第为四等，并赐及第、出身。第等同元年，后遂定为例。”第5396页。

[38]［明］夏玉麟编纂：《建宁府志》卷一五《选举》载：“景祐元年甲戌张唐卿榜，柳三变，字耆卿，一名永。工部侍郎宜之子。为屯田员外郎。工词章，擅名乐府。”嘉靖二十年刻本。

[39] ［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一五《陈成肃公升之传》载：“景祐初，举进士。”顾宏义、苏贤校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40]［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八《祖宗科举取人·仁宗》载：“（景祐元年）三月戊寅，试礼部奏名进士，张唐卿以下并赐及第。张唐卿、杨察、石询直、吴秘、林概、张耒、蔡挺、苏舜钦、柳三友、石亚之、梁适、柳三接、刘安世。”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0年。

[41] ［宋］朱长文：《乐圃余稿》卷一○《宋故宣德郎守尚书屯田员外郎知永康军青城县赠尚书都官郎中蔡公墓志铭》载：“景祐元年试于廷，赋等几中魁甲，以脱误，才得及第。与子清及南阳公（蔡挺）为同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2]［宋］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一〇《赴省登科五荣须知》载：“两觐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五荣也。”第353页。

[43] ［唐］孟郊：《孟东野诗集》卷三《登科后》。韩泉欣《孟郊集》校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0页。

[44]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〇五《论自注书·通鉴纲目》：“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王星贤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36页。

[45] [元]陈桱：《通鉴续编》，元刊本。

[46] 王瑞来：《立心立命》辑一《说罗隐》，中华书局，2019年，第14-18页。

[47] 王瑞来：《立心立命》辑一《见迹与见心》，第3-10页。

[48] 张其凡：《赵普传》，北京出版社，1991年。

[49]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点校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8940页。

[50]太祖、太宗两朝科举取士统计数字见龚延明、祖慧编著《宋代登科总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册第2页、第34页。

[5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5370页。

[52]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八《王敦传》载：“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本，1974年，第2554页。

[53] [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上。虞云国、孙旭整理《全宋笔记》本，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54]［宋］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一《氏族序》，王树民点校本，中华书局，1995年，第1页。

[55][宋]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载:“本朝进士，初亦如后制，兼采时望。真宗时，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李剑雄、刘德权点校本，中华书局，1979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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