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谷关是现在的哪里(古代函谷关是现在的哪里)

函谷关原本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函谷关镇，东濒弘农涧，西倚稠桑原，南接崤山，北邻黄河，地势险要，道路崎岖狭窄，因“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而得名。其扼守古代中原与关中的交通要道——崤函古道的咽喉，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的秦国凭借此天险，多次打退了关东六国的进攻。

以函谷关为分界线，其以西为关中，以东为关东或关外。然而在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下令将函谷关向东迁移了300里，到了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这就是汉函谷关，原来的函谷关就被称为秦函谷关了。

汉武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早对此做出解释的是东汉末年的学者应劭，在《汉书·武帝纪》相关内容下的注释，说是因为当时的楼船将军杨仆立有多个大功，而其家在关外，他以做关外民为耻，于是上书汉武帝，希望将函谷关迁移到关东地区，自己可以承担移关的费用。

汉武帝同意了，下令将函谷关迁移到了新安，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杨仆的家在宜阳县，正好位于新旧函谷关之间，这样就把他家囊括在关内了，他也就成了关内民了。这就是杨仆徙关或杨仆移关故事的由来，你在网上和相关旅游景点，经常能看到这个故事。

整件事说白了就是：杨仆自己是关外人，但是想弄个关中户口，汉武帝没有把杨仆的户口迁移到关中，而是直接把他家所在的县纳入到了关中的管辖范围内，这样杨仆自然也就成为关中人了。

汉函谷关

举一个现在的例子，这等于是什么呢？你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才，为国家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家住河北保定，但是想要个北京户口。正常情况下，国家对你这种特殊人才，都会有特殊照顾的，让北京市政府直接把你和你家人的户口迁移到北京来就行了，对于你和国家而言，这都是最简便的操作。

但是，你说希望直接把你家纳入北京的管辖范围，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竟然还同意了，直接把保定从河北省划归给了北京市，这样你们家的户口自然那就成了北京户口了。真是一个神奇的操作！

我之前读《汉书》的时候，读到这个史料，直觉上就觉得不太可信。首先，这个操作成本太高了，完全没必要，直接把杨仆家迁移到关中就可以了，岂不是更简便吗？其次，哪怕前面我说的那个不具备可操作性，比如没办法迁移或者说杨仆不愿意，人家就愿意住在关东，但是还想要成为关内民。而汉武帝因为他多次立下大功，所以就同意移关了。

可是，函谷关不是一般的关隘，地理位置极为重要，那是在西汉时期承担着保卫关中、防御关东、东出中原的重要使命的战略之地。汉武帝又是雄才大略之主，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臣子的户口问题，就轻易移动这个关隘呢？

秦函谷关

当然，应劭的注释里特意说了，因为杨仆多次立有大功，那杨仆得立下多大的功劳，才能让汉武帝这么掏心掏肺地对他呢？杨仆的生平事迹基本都记载在《汉书·酷吏传》里，我当时看了一下，他的功劳就是平定南越、东越等。汉武帝时期，论军功，恐怕无人能超越卫青、霍去病吧，他们两个都未必能让汉武帝这么做，更不要说杨仆所立的这些功劳了。

因此当时就觉得不太可信，应劭的这个解释可能并不是汉武帝东移函谷关的原因，或者说如果这条解释是真的，最起码这只是表面的原因，实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只是汉武帝当时无法宣之于口、对外公布。汉武帝在下一盘更大的棋，早就想这么做了，只是恰好利用杨仆提出的这件事，汉武帝顺水推舟而已。

有这种疑问的可不只我一个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老师在其论文《汉武帝 “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化》，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胡方老师在其论文《汉武帝 “广关”措置与西汉地缘政策的变化——以长安、洛阳之间地域结构为视角》都对此提出了疑问，并且做了探究。

辛德勇老师在其论文里梳理了从古至今的学者对应劭注疏的看法，有的学者同意，比如郦道元的《水经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都遵从了这个说法。

也有人表示质疑，有的学者认为，杨仆被任命为楼船将军的时间在汉武帝下令移关之后，当时杨仆还没立什么大功劳，时间对不上。还有的学者更进一步，认为以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拓展京畿之地的费用怎么可能会让臣子来掏钱呢。

那汉武帝为啥要这样做呢？真实的原因到底是啥？辛德勇老师认为，这是为了服务于汉武帝的“大关中”战略，通过扩大关中的范围，增加关中的管辖之地，从而增强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政治和军事地域控制方略的效力。

秦汉时期，中央朝廷曾经长期奉行“关中本位”的战略国策，这一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区别对待关中和关东地区，依托关中，加强并利用其军事地理优势，控御关东，特别是中原地带，以确保国都安全，并威慑控制整个国土。

本图片来自动图简史

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我国古代主要政治集团的矛盾，在地理上便表现为东西对立，我之前的文章曾经讲过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东西对立的形势从战国时期开始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与六国的对抗、秦朝灭亡后的楚汉之争、西汉初年汉朝中央朝廷与关东诸侯（先是异姓王、后是同姓王）的争端。当初娄敬和张良劝说刘邦定都长安，也是以可利用关中绝佳的地理条件方便对抗关东为理由的。

为此，西汉建立后，中央朝廷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增强关中的实力，防范关东。比如迁移天下富豪到关中；严厉限制关中与关东地区的人员往来，出入其间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传” 来作为通行凭证；严格限制马匹出关到关东地区，因为马是当时最重要的军事装备，可以武装强大的骑兵。

到了汉武帝时期，他采用的新措施就是扩大关中的范围。关中地区的地域范围一开始只是关中平原，后来秦国崛起后，逐渐扩大到包括今陕北、陇东和巴蜀地区在内的整个西部区域。而到了汉武帝时期，通过“广关”和向周边开疆拓土的举措，使得关中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大关中”逐渐成型。

东移函谷关就是其中的一个举措，这使得关中的中部区域的东界，从崤山山地延伸到了洛阳西部的新安县。

不过，东移函谷关，虽然使得关中的地域范围扩大了，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函谷关地位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其控制了古代关中与中原的交通要道——崤函道，崤函道分为南北两道，函谷关位于崤函道西段，因此得以控制南北两道。但是函谷关东移后，新关位于崤函道东段，因此只能控制崤函北道了，崤函南道它管不了。

怎么办呢？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汉武帝在移关之后，在新旧函谷关之间的地方设置了弘农郡，治所就设在旧函谷关所在地，并且还将进入关中的另一条通道——武关附近地区，也划入其内，这显然有助于强化京畿地区的防卫能力，有助于更有力地控制关中东出的通道。

第二个问题是， 从山河形胜来看，根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实地考察，新函谷关的地势地形远不如旧函谷关险要，因此对于关中的防护能力显然是不如旧函谷关的。

不过，根据胡方老师的观点，新函谷关相对于旧函谷关，有一个重大的优势，那就是其临近洛阳。

关中地区是四塞之地，易守难攻，所以导致防守有余，进攻不足，一旦关东有变，往往无法及时东出平叛，尤其是一旦被敌人率先占据关东洛阳附近的战略要地，就会将关中的军队堵塞在豫西山地里。

因此，西汉前期采用的办法是以关东的洛阳为中心，中央朝廷的部分大军屯兵洛阳，这样既可以对关东诸侯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又利于大军出击，迅速平息叛乱。这个办法，西周的时候就用过了，周公营建洛邑、驻扎八师，将其作为控御东方的基地。

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众建诸侯、平定七国之乱、推恩令等一系列的削藩之策，关东诸侯实力大为削弱，已无力再与中央抗衡，中央朝廷对关东诸侯的统治政策也就由以军事镇绥为主转向以政治控制为主了，洛阳在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也就下降了，不再被朝廷作为统治关东的中心。

但是其重要地位仍然不可小觑，洛阳有武库、敖仓，前者收藏有大量的军事武器装备，后者屯有大量粮食，一旦被敌人占据，势必会对关中造成严重威胁。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的手下献策，要他不要一一攻占所经之地的城池，而是迅速长驱直入，占据洛阳的武库和敖仓，那么即使无法入关，天下也已定了。只是刘濞询问老将之后，认为此举太过冒险，所以没有采纳。

汉武帝现在将函谷关东移到离洛阳较近的新安，直逼伊洛盆地西缘，几乎将整个崤函山区囊括在内，使洛阳西面门户洞开，无险可依，有利于加强对洛阳的控制，以防备一旦关东有变，异己势力利用洛阳作为威胁关中的据点。

汉武帝在东移函谷关的同年，还将代王的封地从代地迁移至清河，而以其故地为“太原郡”，这样一来，关中的北部区域的东界便由晋陕之间的黄河，扩展到了太行山脉，几乎将今天的山西省都包含了进去。山西位于黄土高原，号称表里山河，对河北、河南地区处于居高临下之势，便于进攻。

同时，这也就意味着

西汉对匈奴防守作战最前沿上的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列郡，被一举囊括于关中区域之内，使朝廷得以最大限度地直接控制对外作战的国防兵力，增大威慑关东地区的实力。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朝廷在今天的贵州省境内新增牂牁郡，在郡内设有柱蒲关和进桑关，这是控制牂牁江和麋水这两条重要水上通道的关隘。从牂牁江顺流而下，可以一路进抵广州，这也是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朝讨伐南越时，汉军所选用过的进军路线。

汉武帝这样做，可以大大增强朝廷通过水上通道控制和威慑岭南的力量，使其难以割据自立。由此，关中地区南部的东界，就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

关中地区除了在东部迅速扩展外，在其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也有大幅度扩张，只不过此处的扩张方式采用的是开疆拓土的方式。

在北部，元朔二年 （前127年）卫青率军从匈奴手中收复了河南地。

在西北部，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攻占河西走廊，随后汉武帝设置了河西四郡。河南地、河西走廊均被纳入关中地区。

在西南部，元鼎六年（前111年），朝廷在开拓西南边地、设立牂柯郡的同时，又设置有武都、越嶲（xī）、沈黎、文山诸郡，关中地区西南方向的地域范围延展至今云南地区。

综上所述，汉武帝东移函谷关的真实意图，并非是因为杨仆耻做关外民，请求移关，汉武帝因其立有大功而同意的结果，而是作为汉武帝构建“大关中”战略的重要一环，旨在扩展关中地区在东部的边界，增加关中管辖之地，以便增强关中实力、方便就近控制洛阳，本质上还是服务于西汉自立国以来就坚持的“关中本位”“以关中制关东”的国策。

参考资料：班固《汉书》；辛德勇《汉武帝 “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化》；胡方《汉武帝 “广关”措置与西汉地缘政策的变化——以长安、洛阳之间地域结构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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