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年，我们不妨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取得了许多对当今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至少包括：

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形成；

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科学技术基础的初步奠定；

社会动员的有效组织与实施；

妇女的解放；

大众教育的初步普及。

“毛泽东时代”中国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至今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东西。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饱受外国侵略者的凌辱和侵害，民族的尊严丧失殆尽。

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中国终于获得了独立和统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获得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中国人民由此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这是那个时代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

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得以保留，而且得到了强化。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至少从两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为今天的中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一，自力更生的精神。

自力更生的精神对于一个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一个民族的一切重大变化的根源在于自身，外部的因素是无法予以取代的。

对于一个庞大的民族来说尤其如此。

其二，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面对他国的侵略或打压，本民族内的各个利益集团与阶层，可以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和凝聚力。

正是这种强大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二)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工业虽然从洋务运动时期便已开始出现，但是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打压，一直步履维艰，呈现出缓慢发展的状态。

建国以前，中国的工业不仅规模小，而且几乎谈不上结构的体系化。

1947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只有140亿元。1949年，中国的工业产量十分低下，甚至落后于印度：原煤为0.32亿吨，印度同为0.32亿吨；原油为12万吨，印度为25万吨；发电量为43亿度，印度为49亿度；钢为15.8万吨，印度为137万吨；生铁为25万吨，印度为164万吨；水泥为66万吨，印度为186万吨。

1949 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中国的机器大工业仅占17%，根本谈不上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

1949年以后，中国把发展工业作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任务。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首先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中国为发展工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也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的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工业体系得以形成。

1976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为3278亿元；原煤产量为4.83亿吨，印度为1.04亿吨；原油产量为8716万吨，印度为866万吨；发电量为2031亿度，印度为956亿度；钢产量为2046万吨，印度为931万吨；生铁产量为2233万吨，印度为1000 万吨；水泥为4570万吨，印度为1870万吨。

中国工业的门类已基本齐全，工业体系已经建立。

除了钢铁、煤炭、石油、纺织等工业部门外，中国还建立了机械制造、石油化工、汽车、飞机、核工业、电子等现代工业部门。交通运输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中国的铁路营运里程为2.18万公里，1976年上升至4.63万公里；1949年，中国的公路里程仅为8.07万公里，1976年上升至82.34万公里。

1949年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刚刚起步，规模很小。新中国建立之初，科学技术基础十分薄弱。

1952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的人数只有42.5万人，平均每万职工拥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数仅为269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1949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1956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并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中国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1961年，中央批准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鼓励科学技术界“出成果，出人才”。

以后，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具体地安排了重点科研项目。

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国家的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科学技术人员的人数已达434.5万人，平均每万职工拥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数为593.3人；1976年，科学研究支出总额为39.25亿元，科研支出总额占财政支出的4.9%；建立和发展了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领域；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有生物活力的牛胰岛素；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与回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以李四光为代表的中国地质学家的地质力学的理论与应用等等。

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中国在1949-1976年的近30年间，社会动员的范围之大，社会动员的程度之深，都是空前的。

这一时期空前的社会动员，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所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当时，几乎所有的领域，如政治、经济、知识等领域里都曾进行过社会动员。

其二，规模大，程度高。这一时期的多次社会动员，几乎都是全民动员、全国动员。

其三，持续时间长。从1949年至1976年，这近30年间，社会动员几乎没有中断过。

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对于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难以替代的推动作用：

其一，空前的社会动员是中国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能够持续推进的重要动力。

其二，有助于民众素质的更新与提高。

其三，有效地解决了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某些难题。

因此，社会动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许多国家都不能相比的。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生活是极为悲惨的。

虽然从中国的近代开始，许多先进的人士倡导妇女解放，试图改变妇女悲惨的局面。但由于没能将妇女解放运动同整个社会的改造结合起来，因而其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争取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并组织了妇女解放运动。

1949年建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以后，新中国陆续颁布的《宪法》、《婚姻法》、《选举法》、《继承法》、《刑法》、《民法》等多部法律和法规，都明确规定了对于妇女权益的保护。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妇女的解放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法律规定方面，而是同整个社会的实际改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就使得中国妇女的解放是实实在在的。

1949年以后的近30年间，中国妇女的实际境况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至少表现在：

（1） 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法定权利。

（2）妇女的文化教育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951年，初等学校的在校女生比重为28%，1976年上升至45.5%；1950年，普通中学的在校女生比重为26. 5% ，1976年上升至40.4%；1949年，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女生比重为19.8%，1976年上升至33%；1950年普通高等学校的女教师比重为11%，1976年上升至24.7%。

（3）妇女就业人数大幅度提高。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是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基础。1949年以后的近30年间，中国妇女的就业人数迅速增加。以全民所有制单位为例，1949年，女职工的人数为60万人，1977年则剧增至2036万人。

（4）广泛地参政议政。

（5）重视妇女的健康保健。政府对于女职工采取了全面的劳动保护措施，如1950年，全国县及县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机构数为2880个，1976年上升至7952个；1949年，全国妇幼保健所、站机构数为9个，1976年上升至2239个。

这一时期中国妇女的解放，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这既是真正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平等、自由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同时也是对于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开发。

在众多的后发国家中，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恐怕是居于明显的领先位置。

1949年以前，中国的教育十分落后。全国人口中80%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人学率只有20%左右，劳动者很少能够进入学校学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仅占全国人口的5%左右。而且，教学设备十分缺乏，教材陈旧落后。

这一切，是同当时落后的经济基础、落后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

1949年之后的近30年间，中国的教育事业尽管也经历种种曲折、磨难，但仍然获得了大幅度的发展。

其中一项明显的成就是大众教育的兴起，并且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5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实行了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

1950年12月，政务院发布《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

1951年2月，教育部颁发了《举办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

中国在中等以上的学校设立了人民助学金制度。另外，还在城市和农村大规模地设立了各种类型的文化扫盲班，创办了各种职业学校。

1949年，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为126.8万人，1976年上升至5905.5万人；1949年，小学在校学生为2439.1万人，1976年上升至15005.5万人。

1965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为89%，而世界低收人国家平均为73%，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为78% 。

1965年，中国的中学入学率为24% ，而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20%，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为26%。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文盲率为16.4%，农村的文盲率为34.7%，而印度的城市文盲率则是34.9%、农村文盲率是67.3%,巴西的城市文盲率为16.8%、农村文盲率为46.3%，埃及的城市文盲率为39.7%、农村的文盲率为70.6%。

显然，中国的大众教育在“后发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大国中走在了前列。

这一时期中国大众教育长足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于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而且在于为以后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乃至于为今天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

（七）历史延续与历史借鉴

“毛泽东时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内容十分丰富，所涉及的面也很广。除了上面所提及的内容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内容，如：理想的追求；探索的精神；国内民族关系的正确处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等等。

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是不应被人为割断的。

从1949年到1976年近30年间，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了许多弯路，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毕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构成了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并为下一个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物质与社会的基础。

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在享用、使用“毛泽东时代”那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

不能想象，在缺少“毛泽东时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的情形之下，今天的中国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

最后，我们应时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批判那些将“毛泽东时代”说成一无是处的声音。